本周《自然 - 人类行为》 在线发表 的一项研究 Genetic influence on social outcomes during and after the Soviet era in Estonia 发现,相较于苏维埃时代,在后苏维埃时代爱沙尼亚更加绩效化(meritocratic)的社会系统下,遗传因素更能解释民众的教育成就和职业成就。
人类的生活结果和社会经济地位可以由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解释。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 Kaili Rimfeld、Robert Plomin 及同事分析了 12500 名爱沙尼亚公民的基因以及他们的教育程度和职业信息。这些人被分为两类,一类在苏联统治下成长起来,另一类在 1991 年之后独立的爱沙尼亚(后苏维埃时代)接受中等教育或更进一步的教育。一般认为走向独立包括教育和工作机会走向绩效化。
作者发现相较于苏维埃时代,在更加绩效化的后苏维埃资本主义时代,已知会影响教育程度与职业地位的遗传差异可以多解释两倍的生活结果差异。这一发现显示重大社会结构变化和机会平等性能够影响个人成就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个人能力。
文章来源:序说DNASpe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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