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科学界的性骚扰，我们要坚定的说“不”

图片来源：Shreya Gupta

性骚扰的魔爪不仅仅停留在演艺界和政治界，也已经伸向了科学界。但是近期，一些重要组织采取的行动可能会以排山倒海之势改变这种可耻行为。

如果有人还以为科学家不同于普通人，他们更高贵，更道德，更纯洁的话，那么过去两年发生的事件，真是为我们狠狠敲响了警钟。就像在所有其他领域那样，男性始终主导者权力，科技世界也饱受性骚扰之苦。当然，在理工科（STEM）领域工作的女性对此早已心知肚明。但是，就像在好莱坞，制片人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那些令人发指的行为也只是被人私下里嚼嚼舌根，从来没有公开讨论过那样。面对教授和研究员对本科生、研究生、博士后或者同事所做的同样的事情，大部分人也保持了沉默，不仅仅是因为受害者害怕打击报复，更是因为学术研究机构想要维护自身的良好声誉，同时还要取悦他们的学术“大腕”。

但是，要感谢那些勇于站出来发声并指出加害者的少数（多半为女性的）科学家们。在这个公开为主导的时代，她们让人们再不能忽视这些沉默的阴谋。变革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科学的最高阶层，迫使全国的学术研究机构采取更透明、更强硬的手段，来打击这些不堪的行为，改善课堂和工作环境，并鼓励受害者们勇敢地站出来。

美国国家科学院（U.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的第一位女主席，地球物理学家 Marcia McNutt 说： “我曾问过我自己‘为什么这一切直到现在才发生？’这太可怕了，我们竟然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让所有遭罪的女性能够毫无疑虑地站出来。”

今年九月，拥有六万名成员的全美地球物理联盟（AGU）正式通过了一份长达33页的“科学诚信和职业道德”政策修正文件。在这份迄今为止对性骚扰行为谴责最强烈的陈述中，首次将此行为定义为学术不端行为，将其与“研究环境中与捏造、伪造篡改和剽窃”等同——AGU 的主席埃里克·戴维森（Eric Davidson），候任主席罗宾·贝尔（Robin Bell） 和前主席玛格丽特· 莱恩（Margaret Leinen） 在宣读新政策时如此评论道。 在采访中补充说：“我们已经开创了新的局面，将这个问题提到了一个新的重要性高度。现在已触发了连锁反应，在科学界就这个问题，已经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AGU 也是一个新的联合研究项目的一员，全国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给这个项目提供为期四年，总共1100万美金的资金赞助，该项目将性骚扰定义为学术不端，更新了研究伦理学的教学过程。这个项目由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的研究员艾丽卡· 马林-斯皮奥塔（Erika Marín-Spiotta） 领导，将会为地球、空间和环境科学领域提供更有效的培训材料，此举可能会成为其它理工领域的示范性样本。其中还开设受过测试的旁观者干预讲习班，帮助学院领导应对和防止性骚扰。关于现有培训课程有效性的数据仍然有限，而且许多这样的课程主要是为了解决法律责任问题而设计。

这些工作是近期为打击科学界性骚扰所作的种种努力之一，包括对大学和其他科研机构的性骚扰和道德政策进行重要修改，对该问题的严重程度做更多研究性记录，而其中最困难、也是最持久的一个挑战，就是要在男性主导的研究领域中，为女性创造一个更友好的文化。

其中最杰出的工作是一项为期两年，由国家科学、工程和医药学院（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开展的研究，为公立和私立学术机构就科学的重要问题提供指导性意见。一个由21人组成的委员会正在考察学术界性骚扰现象对科学、技术和医疗行业中女性事业发展的影响。同时，还委托研究人员对遭受过性骚扰的女性科学家进行详细采访，并在全国举办一系列研讨会。委员会预计在2018年中旬公布一份全面的综合性报告。

性骚扰的曝光 

科学界性骚扰事件的起因，是两年前针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天文学家杰弗里·马西（Geoffrey Marcy） 的起诉，他在外星球探索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值得授予其诺贝尔奖。2015年10月9日，网络媒体 BuzzFeed News 的一则报道称，在一项泄露的为期六个月的大学调查报告中，四名女学生指控马西在2001年到2010年期间，“多次表现出不当的身体行为，包括不必要的摩挲、亲吻和触摸”。

这一纠纷最终迫使马西引咎辞职（他本人写了一封公开信，为自己的行为道歉）。这也导致伯克利分校其他性骚扰事件得以披露，这些都导致了不仅是学校，而且整个加州大学体系领导层的变动，以及要求更积极手段的舆论压力。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首位女校长卡洛·T.·克莱斯特（ Carol T. Christ） 在一次采访中说：“在过去的两年内，我们取得了不小的进步。我们设定了极高的道德标准，对于在办公地点、课堂和实验室中发生的性骚扰事件，秉持零容忍态度。”

克莱斯特是史密斯女子学院（Smith College）的前院长，她曾任命一位特殊学院顾问，直接向她汇报，专门主持打击校园性暴力、性骚扰和性别歧视的工作。更早些时候，一个由15人组成的大学工作小组提出一系列建议，包括精简调查过程，更透明的监管手段和问责机制，更完善的培训方式，以及对受害者更周全的照顾。

马西案件引起了全国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触发了舆论对众多领域中知名男性科学家涉嫌性骚扰案件的广泛关注，其中包括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天文物理学家，芝加哥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华盛顿大学的微生物学家，以及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古人类学家等等。此外，波士顿大学近期一直在调查一份由两名前研究生提交的正式投诉，指控地质学家戴维·R· 马钱特（David R. Marchant ）20年前对他们进行身体和语言上的侮辱。与此同时，对罗彻斯特大学脑和认知科学系教授T·弗洛里安·耶格（T. Florian Jaeger） 涉嫌“长期的性掠夺行为”的指控，以及该校对原告的报复行为，在媒体舆论和各种抗议活动中不断发酵，促使学校董事会成立委员会对此事进行独立而全面的调查。

 “科学界的这些轰动性故事让公众不断注意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不是因为好像以前从来没有这些事那样。自马西事件败露后，就像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发声，其中部分原因是他们对自己工作的机构极其失望。”曾获得Buzz Feed新闻奖的记者阿兹·古瑞奇（Azeen Ghorayshi）如此说道。最初正是他揭露的马西事件，自此之后，古瑞奇不懈地揭露了更多的性骚扰事件。

性骚扰普遍存在

为了调查女性科学家的亲身经历，各项研究横跨了许多领域，从校园到公司，最终确认各种形式的性骚扰确实极为普遍。在一场为期两天，由国家学术委员会（National Academies’Committee）主办，关于科学、工程和医学领域女性工作情况的研讨会上，研究人员报告了其调查结果：在接受调查的所有范围内，有40%到70%的女性在工作或者学习期间，遭受过性骚扰。在不同的研究中，这个数字惊人的接近。

匿名调查中的自我陈述报告加大了确定性骚扰程度的难度。只有一小部分的受害者如实报告了性骚扰，大部分人则羞于承认，或害怕不被相信，或担心上司报复。

性骚扰通常定义为“不被接受的性冒犯，提出性方面的或本质上与性相关的语言和行为上的要求，因而创造出敌意或侵犯性的工作环境。”当这来自于老板、院领导或者老师，情况则变得更糟，因为这成为了一种“交易条件”。

在美国，1964年的《民权法案》第七章和1972年的《教育修正案》第九条明文禁止在工作场所的歧视行为，其中也包括性骚扰，如果发生此类事件，则会影响联邦资助的教育计划或活动。（而特朗普政府则宣称要撤回奥巴马时代的性骚扰准则。）

尽管不是所有个人会提出侵权起诉，但是许多人可能会违反工作场所或学院行为守则。大多数受害者为女性，而加害者则为男性。然而，性骚扰也会涉及到LGBTQ人群，另外，男性也会遭受女性或其他男性的骚扰。同样的，文化规范或者个人认知也会决定人们是否把某一特定行为划分为“不受欢迎”还是“充满敌意”，也就回影响人们对性骚扰的定义。

科学的危险领域

RTI 国际的社会科学家、高级研究员克里斯多夫· 克雷布斯（Christopher Krebs） 说： “我始终认为，一些“坏邻居”的存在会催生出性骚扰现象。在一些科研领域中，差距夸张的性别比例就是这个潜在问题的信号。”

根据研究调查，和对科学家、研究生以及科研教育工作者的访问记录，下列场所是存在潜在性骚扰风险的“危险地带”：野外考察；偏远的科研基地，例如天文台；封闭或者小型的实验室；出差和学术会议；医疗培训；以及以男性为主的研究领域。

双重危险：近期公布的一份网络问卷调查显示，有色人种女性面临着“工作场所不安全”的高风险。将近20%的有色人种女性和12%的白色人种女性科学家承认她们不会去参加一些专业性活动，因为她们没有安全感。

野外考察：一项野外学术考察问卷调查报道，在人类学、考古学和生命科学野外考察基地实习的学生或实习生，遭受到性骚扰的比例相当高。在收到的666份有效回复中，有三分之二的受调查者，大部分为美国女性，承认经历过性骚扰，听到过不恰当的或者性暗示的话语，或者关于人体美感和性别差异认知的玩笑。超过20%的人报道遭受过性侵犯。学员们特别容易受到高级管理人员或科学家的骚扰。

医疗培训和实践：在医学领域里，女性工作者受到性骚扰的比例要远高于男性工作者。2015年，在澳大利亚医学杂志上刊登了一项研究调查，发现在医疗培训和实践领域，遭受过性骚扰的人口比例从25%上升到75%。

女性人数稀少的科研领域：华盛顿大学发表在 Psychological Bulletin 一项研究表明，在一些科研领域，诸如计算机科学、工程学和物理学，过大的性别差异在某种程度上表达着，“男性文化标志着女性的归属感要低于男性。”

出公差和学术会议：学术会议上的随意气氛，尤其是大型学术会议上，弥漫着酒精的社交活动中，对在校学生或者是正在找工作的年轻研究员来说，也是另一个高危区域。

更多的难题

下一步的挑战是如何超越华丽的辞藻和个人案例，实施更有效的策略来打击性骚扰，保护科研女性的前途发展和性别平等。在打击性骚扰的战斗前线，存在着各方面难以应付的问题，包括公共宣传手段、惩治手段、监管力度、案件公开透明度以及防御和举报机制等等。科学界如何给出满意的答案，才是成功解决性骚扰问题的关键。

·公共宣传和惩戒手段是否具有威慑力量？

·科学界的种种努力能否扭转传统文化观念，从而真正做到对性骚扰的零容忍？

·是否应该出台相应规范，对于发生的性骚扰事件，强制性报告联邦科学基金机构？

·对于违反上述第九条例的科研机构，诸如国家科学基金会等的联邦科学基金机构是否会采取更强硬的惩治手段，包括停止基金赞助等？

·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可否增加性骚然案件的公开度，让那些有性骚扰丑闻的求职者在未来雇主面前无所遁形？

·是否开发更优的培训课程来强化性骚扰的防御和报告机制？

·大学教育机构能否极大地改善其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性骚扰投诉系统？

·是否会有女性科学家担任领导职务，来积极改善并加强打击、预防和处理职场中的性骚扰事件？

·能否制定更多家庭友好型政策，让女性在学术或商业上取得更高的职位？

·能否从根本上创造对女性更为友好的环境，帮助更多的女性留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学术界？

·三代女性科学家通过不懈的努力，来减少科学界的性骚扰和性别歧视现象，但是对于缓慢的改变速度已身心俱疲。一位20多岁的耶鲁大学物理系研究生说：“当你看到你要攀登的高峰越来越陡峭，你很容易灰心丧气。”也有人说：“这是个循环。我们需要更多的女性参与其中，但是为此我们也需要创建更好的环境。”

同样来自于耶鲁大学，也是 AAS 前主席的梅格·厄里（Meg Urry）评论说：“我内心还是乐观的。一方面，各项举措确实取得了迅猛进展。但是也很明显，我们做得还不够。”但是，随着该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就会有更多人为改变性骚扰政策而加入到行动当中。

在21世纪，国家需要更多元化的理工科劳动力，加速打击性骚扰变得尤为紧迫。为此，是时候需要将终结性别歧视和性骚扰这一信息迅速而广泛地传递出去，让媒体更加关注，让公众向学术机构或个人施加压力，为全球科学界的明天，创建一个对女性和少数族裔更友好的氛围！

原文链接：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confronting-sexual-harassment-in-science/

来源：科研圈